夫妻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开展工作，那是一家多学科的州立医疗机构。初到美国，童晓欣只能暂时在外科实验室给丈夫当助手。当时，美国的医疗环境给童晓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就医，不仅要提前预约，有时甚至是提前半年之久；就诊前一晚，有护士提前电话提醒，并做分级诊疗。“之前在武汉工作，一天至少看40个病人。但在美国有规定，一个病人至少要看20分钟，一天下来最多看20个病人左右。”病人数量的大幅减少让童晓欣明显感觉到工作比之前舒适，但这并非她想要的效果。

童晓欣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一年后成功考取美国注册神经电诊断师，重新回到钟爱的神经科临床工作中，“对我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事”。

“我的执照号码是2929号，这意味着当时美国只有2000多人拿到这个执照。”用童晓欣的话说，这张执照不仅是在美国开诊所必需的证明，更是在当地行医的一种认可，“在没拿到这个执照之前是别人带我，拿到后我带别人。”

在美国期间，童晓欣感觉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管生活多长时间，英语始终不像中文那么令人熟悉。童晓欣还记得，之前曾遇到一个美国病人，在他说了半天病史之后，她竟然一个字没听懂。有些慌张的童晓欣走出诊室，找到美国同事帮忙。同事询问了病人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病人说的是‘性幻觉’”。

其实，童晓欣在美国还遇到过许多未曾在国内遇到的疾病，“比如在20年前的美国就已经有睡眠监测和睡眠障碍的相关治疗，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去关注这类功能性疾病。”

令童晓欣不可思议的是，在美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却没有一个能准确猜出她的国籍。“他们都猜我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觉得中国人穷，不会有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工作。”童晓欣能切身感受到，那时候的不少美国民众都瞧不起中国医生。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童晓欣都会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这声硬气的回答让许多美国民众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童晓欣在美国一待就是将近6年。这6年时间里，童晓欣和丈夫在美国的工作日渐稳定。他们在当地最好的街区租了一间房子，让孩子读上当地最好的学校。即便一切美好，但夫妻俩6年前就在心底埋下的那份学成归国的念想，依然在蠢蠢欲动。“在美国这些年一直都想回来，想法没改变过。”童晓欣坚定地说。

1998年，身在美国的童晓欣和丈夫得知深圳市政府要投资建设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并在海外招聘医学人才，这正是给童晓欣和丈夫打开了一扇回国的大门。但是，在美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让童晓欣和丈夫有些犹豫。

“当时女儿准备升初中，她在美国待了6年，已经完全适应了那边的生活环境，中文已经基本不会说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童晓欣说。

丈夫朱辉也坦言，那段时间两人因为回国事情“思想斗争很厉害”。“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回国后又是从头起步。那时许多同期医生在国内都已经做到了正教授，而我们还是中级职称。”朱辉说，其实当时周围有很多中国同事在动回国的心思，但始终迈不出这一步。

童晓欣和朱辉的这一步迈得着实不易，但也坚定不移。1998年底，童晓欣回国递交申请材料，这是她出国5年来第一次回国，也是她第一次来到深圳。在人民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带着她走了一趟深南大道，这一趟让她看到了深圳的飞速发展，让她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也让她和丈夫的回国意志更加坚定。

1999年10月，童晓欣来到北大深圳医院神经内科任职。那时候医院刚刚建起，神经内科仅有3张床位，医生4名。童晓欣与丈夫带着女儿暂住在一间打着上下铺的小房里，由此开启了回国后的从医生涯。

“在美国生活得再好，始终是外人。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始终认为这一步是对的，我们从不为这个决定后悔。”对于回国的决定，朱辉毫不犹豫地袒露了心声。而这也是童晓欣给出的答案。

童晓欣说，在回国的时候，身边有不少朋友表示可惜，但她和丈夫并不这么认为。“回到祖国，做主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童晓欣感慨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正是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祖国在发展，国家的医疗事业也越做越好。而自己也有幸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能与这座年轻城市一起成长，“可以说，这是我们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做一名“人民的医生”

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童晓欣所在的神经内科规模逐渐扩大，并在2001年9月成为一个独立病区，截至目前床位增加到80张。逐渐增加的还有童晓欣的病人。“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很多病人跟着你。”童晓欣说，不管在何时何地，她总是把包容和耐心当做一名医生重要的素质，“一个医生的水平，不是只看技术有多好，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包容心，多给病人倾述的机会。作为医生来说，沟通与理解也很重要。”

在童晓欣的病人里，有不少是老龄患者。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患有老年痴呆症、脑血管疾病等神经内科疾病的病人在与日俱增。2018年2月，童晓欣收治了一位老年患者。老人病情不重，却提出住院要带上老伴一起，这让童晓欣有些纳闷。老人抱歉地说，由于老伴患有老年痴呆，子女在国外读书，她必须把老伴带在身边，以免他独自一人发生意外。了解情况以后，童晓欣内心很受触动，她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让科室妥善安排好患者的床位，便于老人在接受住院治疗的同时也能照顾到患病的老伴。在老人出院的那一天，童晓欣还收到了老人写的感谢信，满心感动。

在童晓欣的病人里，还有一小部分人群让她感到特别亲切，“有差不多10位病人是我父亲的病人。”童晓欣说，有的是经父亲推荐来找她看病，也有的是她在查询病史资料时，突然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当离世已久的父亲的名字出现在眼前，一股暖流涌入她的心底，内心激动不已。

童晓欣还记得父亲去世时的场景。2009年7月，童晓欣的父亲童萼塘因一场意外事故在武汉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出诊的日子，跟往常一样，诊室内外满是等待就医的病人。得知童萼塘意外去世，很多病人纷纷自发赶来参加追悼会，悼念这位与人为善、救死扶伤的医者。

“当时协和医院来了特别多人，许多都是爸爸曾经看过的病人。当时还有许多人称他是‘人民的医生’，因为他对病人非常好。”童晓欣说，现在偶尔还会碰到父亲的病人，他们也常会念叨起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