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使东亚地区形成既具有共性又不失各自特点的人文价值理念。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是大多数东亚人，尤其是东亚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选择。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亚一体化建设早已提上这一地区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的日程，但这一进程却因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而举步维艰。如何发掘儒家人文精神的深层意义，发挥东亚共同价值观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整合的健康作用，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也值得好好探讨的问题。

　　1996年夏天，我随人民日报访问团访问韩国，并参加人民日报与东亚日报联合举办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会议。开幕那天，东亚日报赫然以通栏标题打出“韩国重孝，中国重仁，日本重忠”这十二个字。各国专家们讨论的问题是：东亚诸国的文化传统中，“仁”、“孝”、“忠”等一直是核心的精神价值，虽然各民族的价值取向略有偏重，但这些价值在东亚诸国（包括越南）的老百姓中，通过家庭、社会代代相传，与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企业文化有了密切的联系。经过现代启蒙，洗汰了愚忠愚孝之后，“孝”、“仁”、“忠”的价值对今天的东亚社会仍起着积极、健康的作用。

　　大家喜欢看韩国的电视剧，温馨的家庭与亲情的眷念，常常令人回味无穷。据说韩国经济起飞时，家族产业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东亚的儒家学者认为，对父母尽孝，是泛爱众与对国家尽忠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对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去爱他人，爱国家。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时期，韩国人纷纷献出自己的存款及金银首饰，类似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捐献财物资助政府购买飞机的场面。这说明韩国人不仅重孝，而且对国家、民族有强烈的尽忠之心。韩国人的民族情感，相信大家耳熟能详。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洪一植曾在韩国《经济人》周刊撰文说：“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说，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如何树立企业的道德性呢？在这方面，我们拥有丰富而有价值的民族遗产。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高度的道德文化，但是在西欧现代化的浪潮中被忽视了……道德是体现真正生活价值的基础……我们希望我国的企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韩民族固有的道德性，成为真正世界第一流的企业”。（转引自郭齐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3期）

　　2003年我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曾看过介绍神户钢厂的电视片，其中十分感人的是，在1996年大阪神户大地震中，神户钢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钢水凝固在转炉中，该厂员工一百多天不回家，拼命工作，发扬团队精神，直到恢复生产。这就是尽忠！日本人“忠”的价值曾在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被扭曲，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在健康的现代化进程中，私服传奇网页版，“忠”、“信”、“敬业”意识增强了社群、公司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仍有正面的价值。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村山孚的《新编论语》一书，更是专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丰田公司创办人丰田佐吉经营管理的座右铭为“天、地、人”。其子丰田喜一郎的座右铭为“天地人、智仁”。其孙丰田幸一郎又增为“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外，中国古代商人也曾强调“因天时，乘地利”，考虑市场的变化，因时因地制宜。“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每年可以轮训五万员工。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这四部儒家的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管理模式。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然后，每一个成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进行自身反省。其五偈为：一偈：“此膳耗费多少劳力”；二偈：“自己是否有享用此膳之功德”；三偈：“以清静寡欲为宗”；四偈：“作为健全身心之良药享用此膳”；五偈：“为走人之正道享用此膳”。松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人性，培养人的至善的仁德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说明他已经没有仁德了，人性已经发生了异化，怎么能去爱别人呢？松下公司通过学习孝道和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培养员工的仁爱之心，促进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思想(详见松下幸之助著、周君铨译：《实践经营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5-37页)。

　　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老一辈工商界的创业者，例如荣德生先生、宋裴卿先生等沪津实业巨擘，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以“仁”为中心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这种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公司群体的企业精神，从而达到全系统管理的做法，曾使他们获得极大的成功。

　　荣德生先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拟的。

　　天津东亚公司的宋裴卿先生同荣德生先生一样，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待人之道，调节公司内外的人际关系。他命人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几个赫然在目的大字，作为东亚公司的厂训。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经营管理的格言，实质上是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的管理，用东亚公司的另一句话来说，就是“自己作自己的管理人”。东亚公司用孔子的话作为厂训，既适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与心理，又起到了管理作用，把外在的“他律”变成了内心的“自律”。大家知道，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在国际联盟（今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们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中作为基本原则为各国接受，成为普世价值。

　　近些年来，“儒商”在我国获得广泛的肯定。今年3月24日下午，我为参加北京大学2006年第三届华夏儒商论坛的400位企业家演讲《儒释道的人生智慧与心理调节》，共三个小时。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演讲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与共鸣，表明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有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现代化的工作伦理、商业伦理、企业伦理、社群伦理的建设，是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这完全可以借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精神，有效推动仁爱忠恕、礼义廉耻、诚信毋欺、自省慎独、戒奢以俭、敬业乐群等传统美德及公私观、义利观、群己观的现代转化。

　　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价值理念有关（例如徽商、晋商等）。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伦理价值观各有偏重，有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倒不必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得出“中国重仁、韩国重孝、日本重忠”等类似的结论。我想说明的是，在中、日、韩诸国的价值系统中，各种价值固然不是平列的，但也并非没有整合起来。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