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世界各地现存的所有《永乐大典》遗本，包括一些残页在内，都是当年重抄的副本，特征十分明显：纸张是嘉靖年间特有的白棉纸，书后还有抄书生、重录总教官的名字。体量如此巨大的煌煌一部《永乐大典》正本，即便遭到了什么劫难不幸，怎么会连一张纸也没有留存下来呢？

嘉靖皇帝的随葬品？

中华书局的张枕石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栾贵明先生却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传奇私服变态版，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已作为嘉靖皇帝的随葬品葬入永陵地宫。他们认为，嘉靖当年急着要重录一部副本，就是为他将来寿终正寝时以正本作为随葬品做好准备。

栾贵明仔细研究了《明实录》发现，《永乐大典》重录完成与嘉靖帝的丧葬大体是同时。嘉靖帝于1566年12月驾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说，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三个月时间。而到了4月15日，继位的隆庆帝才赏赐《永乐大典》重录人员。“重录究竟完成在何时，史无明载。而这正是谜点。”

如果现代人要运完全部的《永乐大典》，要运满4卡车才行。而在明代，并没有现在的发达交通工具，他们只能靠马车拉。为何嘉靖帝死后3个月才入葬永陵？大胆的推断便是：在这段时间里，隆庆帝忙着把《永乐大典》正本放进永陵，以了却嘉靖帝的心愿，一直到嘉靖帝入土为安后，隆庆帝才有时间处理《永乐大典》的副本。“甚至重录工作或许都没有完成，而诡称完成，从而造成了副本的先天缺少，也并不是不可能。”

但是，也有人对“正本殉葬说”提出质疑，认为从明朝的丧葬制度来看，不可能将这部22937卷的巨著葬入永陵地宫。

几种说法不一，正本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不管怎样，正本亡佚，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

对《四库全书》编纂作用大

《永乐大典》副本抄成之后，存放在被称为“石室金匮”的皇史宬内。皇史宬在皇宫的西侧，建成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石室”四周的石墙厚有6米，两扇殿门是两块整石，每扇石门重5000公斤。大殿中有内为樟木、外包铜皮制成的152个“金匮”，放置在1.42米高的须弥座上，副本就存放在这些“金匮”之内，既能防水，又能防火，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迄清康熙这15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 至清雍正年间又移藏至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古籍，曾清点副本，发现已丢失1000多册，计2422卷，乾隆曾下令查找，结果是一本也没有找到。即使这样，余存的《永乐大典》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永乐大典》中辑得佚书516种，其中388种收入《四库全书》，128种列为总目存目。

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对《永乐大典》的管理是比较严的，其间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其中6册带回家去阅读，结果被盗贼偷走，此事呈报乾隆后，乾隆非常气恼，下令立即缉查，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不敢懈怠，在全城进行搜缉，后在御河桥边复得，是偷盗者见查得紧，又偷偷地放置在这里的。黄寿龄因此事被罚俸3年。从此以后，严禁携带《永乐大典》外出。

乱世书劫

清代末年屡遭劫难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对《永乐大典》的管理逐渐松懈下来。至嘉庆、道光年间，官员又伺机挟带偷窃，并将所偷之书以每册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人，因此，到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点《永乐大典》时，所存不足5000册；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只剩下3000余册；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800余册。这些丢失的《永乐大典》都属监守自盗，例如大臣文廷式以借读《永乐大典》为名，盗走了100余册；翰林院的人在下班回家时，将一本本《永乐大典》挟在衣物中携带出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处在战火之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或纵火焚烧，一时仅存的《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

翰林院劫后《永乐大典》仅剩64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即鲁迅先生）的建议和努力下，获教育部同意，并呈请国务院批准后，教育部派员去陆润庠处将这64册劫余的《永乐大典》取回，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京师图书馆经多方征集，到1934年，已改名为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永乐大典》增加到93册。由于局势动荡，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北平图书馆即选择一部分善本典籍（包括《永乐大典》）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经代理馆长袁同礼、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使馆和美国联系后，选取了3000种书（其中有60册《永乐大典》）运到美国，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书（包括《永乐大典》）均被运往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乐大典》得到各方的捐赠，国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全部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即原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广东文管会也分别将4册和3册《永乐大典》赠送给北京图书馆。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册归还了我国。至今为止，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共有161册。现世界各地尚有《永乐大典》400余册，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

谋生不易

“投笔从戎”原是抄书人

从简策版牍时期开始，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以代人抄书为生的穷读书人。东汉、三国时，将这些代人抄书的文人叫作“佣书”，是对被雇佣抄写图书的文人的一种称呼。纸写书代替了简策版牍之后，从事这种“佣书”职业的文人逐渐增多。到了唐朝，对从事抄书的人叫作“抄书人”“楷书手”。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需要抄书人，一是抄写在纸上之后才能据此雕版；再就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雕版印刷，有些书仍以写本书的形式出现，这些书仍需要抄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