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谋求关中户籍的汉朝高官陈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陈汤是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年轻时离乡去长安求官，从太官献食丞(皇家膳食处供应科长)做起，几经起落，其间曾远征绝域消灭匈奴郅支单于，为汉室立下不世之功，汉元帝时深得大将军王凤信任，担任从事中郎，相当于部级秘书长。陈汤早已娶了长安籍夫人，子女都生在长安。但根据当时的户籍政策，他的子女不能取得长安户籍，只能随陈汤的原籍，登记在山阳瑕丘。在陈汤被罢官或去世后，他的子女也必须迁回原籍，尽管他们或许从未到那里去过。

由于长安一带人口已相当稠密，加上建设陵县和迁入人口耗费很大，从汉元帝开始已经停建陵县。当时在位的成帝虽然已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但并没有同时建陵县的计划。将作大匠(皇家工程局长)解万年想通过建成陵县立功升官，就怂恿陈汤向皇帝建议在修陵的同时建陵县。解万年说：“建成陵县是一项大功，我可以获得重赏，你可以请求按惯例迁入陵县，不但你的子女不必再担心迁回原籍，还能获得土地和住宅的赏赐，何乐而不为？”陈汤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做！立即向皇帝奏上一封冠冕堂皇的“封事”(密件)：“陛下的初陵选在关中最肥美的地方，完全可以设立一座陵县。天下已经有三十余年没有移民到陵县了，关东富人越来越多，兼并良田，欺夺平民。应该将他们迁入初陵，以增强首都实力，削弱诸侯，也使中产以下的百姓贫富比较均衡。我愿意与妻子家属迁入初陵，给全国作个榜样。”皇上果然高兴，立即批准，下令建昌陵邑，在全国实施移民。谁知由于昌陵选址不当，工程量太大，三年尚未建成，劳民伤财，引起群臣不满。成帝不得已下令停工，不再移民。丞相和御史等也请求撤销昌陵的住宅建设。陈汤还心存侥幸，散布流言，说已经盖好的住宅总得有人住吧！不料后来这些都为陈汤的政敌所揭发，导致陈汤被流放敦煌(今甘肃敦煌一带)。

当然，围绕陈汤的政治斗争涉及其他很多方面，但也可以看出，当时要取得一个长安或关中的户口是多么不容易！这种情况，在以后各朝的首都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唐时流传的一段轶闻，说白居易未成名时曾以诗谒见当时的官员顾况，顾况称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这自然就是无法忽视的户口和房子问题。等顾况读到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上改口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后来，白居易果然以遍受欢迎的诗篇和才华在长安“居易”，可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啊。

都城户口与“户籍门弟”

自先秦就已产生的户籍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发展演进，已经相当严格，并形成了一套十分严密的体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从某种角度说，户籍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就像历代都城户口金贵，连陈汤、白居易们都难得一样，细心梳理古代户籍制度，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先秦时期在自由民的“民籍”基础上，曾有一种“弟子籍”，是官办学校学生的学籍或学生户籍，凡获得“弟子籍”的人，不仅可以享受免除杂役的特权，而且学成后，即可当官为吏。以后的朝代，虽再无这等上国学“国家包分配”的好事，但随着隋唐科举制的发展兴盛，通过科举谋取仕途成为一项常规。不过，想参加科举考试首先也要有报考资格。科举制虽不再像以往的朝代以出身论英雄，比如西周采用世袭任官制，秦汉地方“举孝廉”十之七八举富贵子弟，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专重家世，户籍册上的“籍注”关系到能否列入品第踏入仕途。但是，科举取士也并非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整个社会。

首先，是否具有封建国家的正式户口是报考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娼优皂隶等贱籍是肯定不能以此为出路的；其次，报考之后，能否有考试资格仍需审核户籍身份。朝廷分配给各地录取生员和进士的“学额”、“解额”，按地方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人口多寡来决定，另外还要给某些利益集团特立名额，比如明清为盐商子弟设立“商籍”，给予优惠。由此，解额、学额少应试人多的地方的考生就会想办法到解额、学额相对较多而应试人数少的地方考试，挤占当地名额；或者假借特殊社会集团人员的身份，挤占特定名额。所以，宋代朝廷规定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应试，外地人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到开封府应试，但要得到皇帝许可——这可比今天高考移民弄个北京户口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