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本质是整体作战，是指通过对诸军种力量的优化组合，能力互补，达成1+1>2的效果。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场上，任何单一军种都难以“包打天下”，联合作战已是大势所趋。在二战中确立军事领先优势的美军，其联合作战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代“联合”——

“军种代理”体制下的军种“整合”

二战结束后，美军于1946年颁布了《司令部计划纲要》，相继组建了七大地理司令部和两大单一军种司令部 ，并按利益均衡原则构建了“军种代理”体制。此后，又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正式设立了参联会、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并在各战区之下相继组建了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初步形成了军兵种齐全、任务分工明确的“联合”组织架构，奠定了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军种主导”仍是美军“联合”文化的本质特色。美军于1956年颁布的《联合司令部计划》就明确规定，“除特别授权外，联合司令部司令不得直接指挥军种组成部队或下属部队。”

美军于1958年构建了军政军令分离体制，从法律上废除了“军种代理”体制，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在作战指挥链中的主体地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军种参谋长仍可利用自身权力，特别是通过掌控军官的晋升考核等重大人事权，来架空参联会主席和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暗中操控参联会、联合参谋部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运作，甚至干预前线作战指挥，导致这些联合机构沦为“联而不合、统而不一”的“空架子”，在实战行动中只能扮演“协调人”而非“主导者”的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曾直言，，“当地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凡事都要经过我们（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

这种体制本质上是以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战争为着眼点，但在应对规模、时间、范围和强度较小的有限战争时，战场指挥官却因指挥权限不足、军种暗中操控过度，难以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灵活调整作战计划，进而导致美军实战中出现令出多门、指挥混乱的现象，这也是造成美军在越战和伊朗“人质门”事件等行动中战场指挥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像越战期间，美军轰炸机要同时听命于4个互不隶属的司令部指挥。这些弊端也为美军日后的联合作战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二代“联合”——

“司令中心”模式下的军种“融合”

美国国会1986年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强化了参联会主席和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在选人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构建了“司令中心”型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真正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相对分离，开启了联合作战的新纪元。

在参联会层面，确立了参联会主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并赋予其管理联合参谋部、制定战略规划以及对高级军官人事任命提出建议等原先由参联会全体成员所担负的重要职能，彻底扭转了参联会此前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在联合作战司令部层面，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中心地位，赋予其选拔与免除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职务、鉴定其任职表现、召集军事法庭制裁等重大人事权，进而使其真正拥有了对下属军种组成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实现了作战力量的一体化融合，有效提高了战场指挥效率。

在联合军官使用方面，建立了联合军官的培养、选拔、晋升和任用管理机制，规定联合军官晋升比例不得低于军种同级军官，不经联合培训和联合岗位任职不得晋升为将军，军种部人事部门必须依据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人事鉴定实地考核军官等，进而确立了“联合优先”的用人导向。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使美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有限战争中，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正如美军前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莱克所言：“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克服军种山头主义而进行联合作战的跳板。”

此后，美军秉持“全球辐射、全域覆盖”的原则，构建了以六大战区司令部为核心、以三大职能司令部为辅助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形成了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数据化和实时化的C4ISR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这种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将各类作战力量真正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司令中心、军种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联合”文化。

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以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有限战争”为基本着眼点的“小战”体制。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时间、投入、地域和强度都十分有限的局部战争中，战场指挥官由于拥有充足权限，可以依托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及时通报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兵器，及时信息传递，快速定下决心，平行制定作战计划，进而全面提升了战场指挥效率，实现了“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但是，这种体制仍是依照地理界限划分战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条块分割、烟囱林立”的传统运行模式，很难从全球战略高度审视地区安全问题。在面对“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网络战等跨战区、跨领域的“信息化混合战争”威胁时，无法形成合力优势。这也成为美军当前联合作战体制改革的基本着眼点。

三代“联合”——

“全球一体化作战”引领下的军种“耦合”

为有效应对“信息化混合战争”，美军2012年在《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中首次提出了“全球一体化作战”的新概念，并在2015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正式将其列为核心军事目标之一，标志着美军的“联合”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全球一体化作战”以“跨域协同”理念为指导，依托信息技术优势，全面打破各战区、各领域、各层级和各部门之间界限，将全球分散部署的作战人员、指控系统和武器装备有效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加注重发挥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系统“一体联动”的“耦合”效应，推进各类攻防作战力量的无缝融合和优势互补，使前沿作战部队能够按照“任务式指挥”和“混合式指挥”要求，随时随地调集全球范围的建制外力量，特别是网空、太空和特种作战等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低密度、高需求”资产，甚至民事部门以及盟国相关机构的独特能力，来有效实施“跨域攻防”行动，灵活应对复杂多元威胁。

在贯彻落实“全球一体化作战”的过程中，美军在C4ISR的基础上，又融入了K(软硬杀伤)和T（目标获取）的新要素，形成了从“看”到“打”无缝链接、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决策周期快速循环和作战体系高效运转的一体化、网络化联合作战系统，实现了战役战术模块与战略战役支援要素的全面融合，推动信息力量由传统辅助支撑向作战力量转变，有效提升了部队态势感知、指挥决策和协同行动节奏。美军2011年击毙本·拉丹的“海王星之矛”行动，海豹6队可根据战场需要灵活调集太空以及中情局等国际级的战略情报支援力量，来保障战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