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明朝忠臣于谦在夺门之变后惨遭清洗。尽管后世对于他的评价一直很高，但仅仅是从儒家士大夫集团的角度出发看待事情。更有朴素的小清新们一直感叹于谦的不该死。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明朝内部政治结构去看整个事件，你就会非常清晰的明白：于谦必须死！

北京保卫战被认为是于谦以一己之力指挥的

于谦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是他在土木堡战败后主持大局。一方面组织了的北京之战，给人以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不忌惮英宗皇帝的被俘，扶持景泰帝作为新君，继续抵抗。这又给人留下了大丈夫有种的印象。

但对于明英宗而言，于谦的动作对他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于谦本身也已经被明朝内部的另外两股势力盯上。这三方因素汇集在一起，就决定了他的必死无疑。

瓦剌军队的南下 让明朝内部也经历了一次震动

在明白于谦为什么必死之前，首先要看到当时明朝内部政治生态的分布格局。经过了明朝初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那些在朱元璋时期被扶起来的宗室藩王集团，已经因为朱棣和他孙子的数次削藩政策，变得弱不禁风。朱元璋原本希望这批人控制明朝全国上下的军政大权，不给其他利益集团以冒头的空间。现在却因为朱棣开始的打压政策，被完全颠覆。

这就让明朝的政治生态圈里留出了很多空档。很多人自然而然的会来进行填补，皇帝自己都必须用新的力量予以补充，否则国家机器将不能正常运转。于是，在藩王势力消退后，出现了武将集团、文官集团和太监势力的三方对峙状态。

武将与军队在当时是地位最低的政治势力

只是由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的防范武将策略，文官集团在这三方中看上去是最政治正确和势力庞大的。朱棣时代，通过对三杨的扶持，也进一步提高了士大夫文官们的规模和地位。

同样受限制的还有太监势力。他们虽然在朱棣执政时期开始复苏，却还远没有从朱元璋时代的打压中恢复过来。明英宗身边的王振，看似权势很大，但也绝没有后来魏忠贤那样的好运和时机。他在土木堡前后的作用，更像是在给明英宗本人背锅。

王振在土木堡中的作用 更像是文人集团的刻意加工

至于武将团体，因为随时有被牵涉杀头大罪的威胁，而一直被压制。朱元璋时代就对有功的将领开了杀戒。朱棣时代，残留的开国元勋们又被清洗了一波。到明英宗时期，只有少数追随朱棣的老将和他们的后裔在支撑这股势力。

此外，明英宗虽然给后世人留下一个文弱形象，但其本人并非没有野心和主见的人。他曾经连续动用几十万军队，不断南下镇压西南的麓川土司。无论明军遭遇多大失败，也要继续用帝国的资源打下去。没有他的坚持，土木堡之战也不可能发生。

明朝前期的皇帝大都受蒙古影响 绝不可能是懦弱之主

但就是这个灾难性的土木堡之战，对武将与太监集团造成了沉重打击。明军的全军覆没。证明了前者的战斗力并不可靠，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外。后者也被文官趁机打压为无法辅助皇帝的累赘，还有阻碍视听和蒙蔽皇帝之嫌。

士大夫文官集团自己呢？先是通过土木堡的失败，证明了自己先前反战主张的正确性。然后又通过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证明了自己有捍卫国土安全的能力。有意无意当中，都将自己竖立为国之重器形象。以至于连皇帝的存废问题，都有他们说得上话的地步。于谦就是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明星级大忠臣。

明英宗回到北京后 发现局势对自己非常不利

但明英宗没有死在蒙古。瓦剌人也不是白痴，明白将明英宗放回去的好处，比留在自己手里烂掉要好很多。这就给后来的事变埋下了伏笔。

明英宗返回北京后，发现局势已经非常不利于自己。过去还比较老实的文官队伍，轻变私服传奇，现在已经过于膨胀，几乎形成了威胁皇权独大的政治势力。更让皇帝觉得可恶的是，这些人在土木堡战前一味的拆台，而不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自己被俘以后，不想办法和谈营救自己。最后还把自己的弟弟搬出来狐假虎威。于谦更是这些大恶人中的罪魁祸首！

明英宗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弟也来分享皇权

于是，明英宗很自然的同太监与武将集团联合起来。有了这三方的合作，文官士大夫们是没有什么抵抗力可言的。主持夺门之变的两个主谋，一个就是代表太监的曹吉祥，另一个就是老派武将石亨。他们都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去争取一片空间。明英宗的参与，就是最好的大旗与武器。于谦本人则是必须进行斩首的文官集团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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