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起，为国家《载人宇宙航行计划》，空军开始秘密选拔航天员，从大约1840名飞行员当中筛选出了88名合格者。集中训练，每次训练动作前，大家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般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针对性强的动作就念“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因为飞行员在部队有一个习惯，回答问题都非常简练，“是”或者“不是”，对于检验性动作，都要求先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一伙把这些封皮为蓝色的条令、条例、操典、大纲，统统付之一炬，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火烧蓝皮书”事件。从1968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4年时间里，空军任意降低标准，突击选拔飞行学员数万名，航校任意减少理论教育和基础训练时间。1968和1969两年间，航校飞行学员，只学一个星期的航空理论就上飞机，初级教练机飞半年，战斗机再飞半年就进入战斗部队。造成航空兵部队训练质量显著降低，部队飞行事故一半都是这几年接收新飞行员造成的，多数是操纵错误。1968至1970年这一时期，为贯彻落实政治挂帅，空军某些部队大做表面文章，在工作中各出奇招，把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譬如要求飞行和地勤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SF传奇，要求每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样一来地勤维护需要提早一小时到机场检查飞机，如六点钟开飞，地勤人员需要三点钟起床，使机务人员过度疲劳，无法保证飞行安全。

有人总结出文革空军三个50怪现象，即飞行员年均飞行50小时、发动机寿命50小时、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时间比是1比5。

军事上集中表现在飞行训练大幅减少，战斗力严重下降。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120小时，这与当时最先进的美苏空军相当。到了1966年，锐减到24小时，少数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整个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七十年代的广州军区空军，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1977年空军恢复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盲降时无法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空军这种呆萌的极左革命状态持续了几年，以至于有人总结出文革空军三个50怪现象，即飞行员年均飞行50小时、发动机寿命50小时、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时间比是1比5。有些革命语录太长了，所以当时空地对话都尽量挑简短清晰的口号，不然裹脚布一样，会造成飞行事故。好在这些个荒诞的创举并未实施多长时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空地领袖语录联络的做法也就随之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