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这个话题，印度学者阿帕杜莱与比利时的范雷布鲁克两人拿起话筒：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民主本身出了问题。民主形式的陈旧失效，让民粹主义钻了空子，又反过来利用民主。为了应对民粹主义，则必须应对全球化危机，把它从一个关系里面剥离出来，这是来自德国的施特雷克的观点：与全球化缠绕着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

▲科莱斯科特的讽刺漫画《厨房暗杀》（1971）

美国嘉宾南茜·弗雷泽接过话筒：我们不能完全打倒新自由主义，因为这里面还包涵一个被我们大多数人认可的主流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在西方的 60 年代，自由个人主义呼吁普遍平等的解放，反对等级，反对资本主义。但今天它被新自由主义“带坏了”，其中内在的女性平权、多元性别的进步意义也被支持全球化自由经济的政党利用，变成了“冲破天花板、跻身精英”的精英价值观，为此我们必须警惕。

沙龙以当红学术明星齐泽克先生的发言作为结语：虽然大家总喜欢从历史里面找办法，但是法西斯主义和今天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是非常不同的。反对法西斯我们可以汇聚起绝对的抵抗量，但是 2016 年至今的危机中，一切抵抗力量都显得分散。在欧洲在美国，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捍卫移民难民权益的“白左”、中产阶级、进步政党、广大劳动者们，传奇网页SF，他们在特朗普主义引领的“反攻倒算”面前没有强力联合，反而容易被招安。

▲Metoo 宣传插画

因此，要到什么时候在“大衰退”面前汇聚真正强大的抵抗力？对此，齐泽克给出的答案是：建构一个激进的政治左 翼，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于是本次沙龙结束，但我对齐泽克最后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要赢得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当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词汇而并非一股不言自明的力量时，我们又该向谁去聚拢？也许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们也就真的能跨越隔阂，联合起来。毕竟，理论和言语从来不只是作为学院再生产的内容而存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呼吁着我们的实践力量。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

民粹主义的诱惑

文｜斯拉沃热·齐泽克

（选摘自《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

今天的自由左派和民粹主义右派双双陷入到恐惧的政治中：对移民的恐惧，对女性主义的恐惧，等等，抑或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恐惧，等等。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恐惧进一步上升为焦虑（Angst）：恐惧针对被认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外部客体，而焦虑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总想要保护它，使之避免引发恐惧的外部威胁）出了什么问题时才出现的。

恐惧促使我们去消灭外部客体，而面对焦虑的办法就只有改变我们自身。我们可以尝试去转换本雅明关于怪兽（monsters）在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尚未出生时繁衍的著名论说：当一种秩序实行它的统治时，恐怖和怪兽就会被正常化，但是在过渡阶段，当旧的秩序正在死去而新的秩序尚未出现时，恐怖本身就会变得可见，它们会被去正常化，而且，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时刻，伟大的行动就会成为可能。

▲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人公

绝不应把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当成借口——紧迫性就在于需要时间思考。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违背马克思的第十一条论纲：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太快地想要改变世界了，已经到了需要带有自我批判性地重新阐释世界的时候，检省我们自己（左派）的责任。而这就是当我们处在特朗普胜利的魔咒之下（我们不要忘了，它还只是一系列惊醒之一），今天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同时反对失败主义和盲目的行动主义，我们需要（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彻底失败。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伟大的保守主义者艾略特（T. S. Eliot）评论说：有这样一些时候，选择只存在于异端和无信仰之间，保持宗教活力的唯一方式就是进行脱离教会主体的宗派分裂。这就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2016 年美国大选是对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梦的最后打击，是自由民主派的最后失败，真正想要击败特朗普并挽救自由民主中值得挽救的东西，其唯一方式就是进行脱离自由民主派主体的宗派分裂——简单说，就是把重心从希拉里转向桑德斯——下一届选举将会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展开。

构成这一新左翼规划的要素是相对容易想象的。显然，要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民主赤字”的唯一办法，早就应该通过某种跨国实体来实现了——难道康德不是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建立一个以全球社会的兴起为基础的跨民族国家的法定秩序的需要了吗？“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某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然而，这将为我们带来一些人所认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矛盾”：寻找一种对应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

▲伯尼·桑德斯，政治家

如果出于结构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归因于经验上的局限，不可能存在世界范围的民主或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世界政府，那么该怎么办呢？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二律悖反）就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是必要性）之中：全球市场经济不能通过世界范围的选举而被直接组织为全球的自由民主。全球经济的“被压抑者”在政治中回归了：旧式的固着点，特定的实体性（种族、宗教、文化）的各种身份。这种张力界定了我们今天的困境：全球商品的自由流通伴随着社会空间的持续分离——商品流通越来越自由，而人民则被各种新的墙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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