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建设和发展满足2020年美国需求的联合部队，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领导能力、训练水平和装备质量处于最佳状态是不容质疑的紧迫任务。而且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我们的工作将面临更多困境，在结束为期10年的战争后，我们必须有选择性地重建联合部队作战能力，精简规模以保持强大。更加重要的是，美国军事力量必须进一步增强联合程度，提高相互依靠程度并整合新型作战能力。我确信美国能够以可承受的成本代价重新形成适应性强的军事力量。我决心必须建成一支具备积极响应能力，能够成为国家保留足够选项的联合部队。”

　　——马丁•邓普西《参联会主席对联合部队的战略指导》

　　我们当前很难精确规划未来联合部队的规模和组成。由于存在大量政治和经济变数，即使《未来国防项目》（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中的一些关于资源分配的基本假设可能也存在疑问。但关于国防预算及其相关项目在未来7年的可能发展方向，过去经验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下图显示了过去65年间国防开支的历史趋势，其中一个明显事实是在此前3次重大冲突后的7年中，国防开支平均下降33%。

　　尽管每次下降都是由各种独特政治、经济和战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模式预示着在未来7年中国防开支也会进行同等规模的削减。尽管“强制分段减支”（sequestration）的授权内容非常夸张，这种削减实际也会也历史惯例保持基本一致。事实上，即使在许多人形容为灾难的局势下，国防经费也会保持甚至高于其历史长期平均线。正如布鲁克林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近期发表的观点，即使在今天讨论的最坏的局势下，“国防开支也不会下探到历史曲线波谷的底部，而是处于或高于整体平均水平。”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防经费缩减对联合部队执行强行进入作战行动的能力将产生哪些冲击。

　　1.天空和海洋作战域

　　对于天空和海洋作战域，这种削减可能意味着减少或取消部分采办项目，甚至影响到诸如F-35等主要战斗系统。但由于当前国防部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强调，美国军队在此两种作战域中积聚的主要能力处于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和经济角逐中免受影响的有利态势。美国海军当前现役的11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可能裁减1到2个，但基于航母平台的作战力量无疑还将位于美国海洋战略的中心位置。两栖舰艇及其相关的登陆和支援保障船只最有可能遭到大幅裁撤。潜艇部队可能会不得不推迟新一级潜艇的生产，但是海军能够升级现有潜艇部队并保持大部分甚至全部水下作战部队结构和能力。反潜和扫雷能力还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从而为“空海一体战”的作战需求提供支持，同样道理海军巡航导弹能力也进一步发展。“宙斯盾”（AEGIS）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潜基战略核部队同样会保持全部作战力量，形成高效核威慑能力。

　　在这些领域中作战能力的大幅下降必然会对联合部队确保全球空中和海上交通线以及战略意义重要地区安全的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其还将限制联合部队向危机爆发地区迅速投射并长期维持这种力量的能力。作为任何成功强行进入作战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些能力必须得到保持。事实上，巧妙地运用海上威慑或力量投射手段甚至有可能在有些情况下避免发动必要的强行进入作战行动，但是对于这种结果的依赖可能导致国家面临不可承受的风险，特别是在资源紧张的大气候下。

　　美国空军可能会被迫将现役航空联队数量大幅消减10-15%，但仍有可能保存大部分作战能力，包括有人驾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基侦察和监视系统等。可能的削减目标包括“核三角”中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战略空运能力、近距空中支援能力以及航空远征联队等。 然而在空中作战域中，空中运输和近距火力支援是支持强行进入作战行动最为重要的能力。尽管空军不应该使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能力在经历削减后承受风险，但其也绝对不能忽视其在运输和支援地面作战力量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于强行进入作战行动。事实上从强行进入作战的观点出发，美国军队对于联合作战环境力量投射的短板就在于战略空中运输。任何空运能力的不足都将延缓地面部队到达时间，从而使失去作战主动权的风险大幅上升。空军可能扩大的领域包括能够提供过顶监视和打击能力的无人机系统，诸如MQ-1“捕食者”和MQ-9“死神”无人机等。

　　2.地面作战域

　　如果当前国防重点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国防开支的削减将给地面域作战能力带来冲击也许最为严重。关于如何削减开支问题，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结构是得到最多的讨论的议题。近期很多公开的建议都暗示现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员额将裁减40-50%，主要作战能力转移到预备役部队从而节省足够经费使国防部能够推进“空海一体战”战略建设。这种规模的削减意味着陆军将轻易失去约1/2空降兵部队，接受空中突击行动训练的陆军部队以及运输和支援其作战的旋转翼飞机平台也将面临同样的处境，作战支援和保障部队也不得不接受大幅削减。海外基地和轮换靠前部署部队的进一步下降低将使介入和进入行动面临更加恶化的局面，因为这将导致某些美国军事力量必须依靠的重要中转集结基地（intermediate staging bases）被关闭。

　　对于海军陆战队，这种规模的削减很容易会导致2.5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的发展目标锐减到1.5个。这意味着当两场以上危机同时在海洋或海岸地区爆发时，美军的应对方案中将缺少任何有效的地面作战元素。海军航空联队也将遭到严重削弱，尤其对于V-22“鱼鹰”和CH-53“海上种马”项目。如果这种方案最终成为现实，联合部队执行未来局势可能所需强行进入作战行动的能力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威胁。正如一位国防专家近期所述，“如果导致运用大量海军陆战队或陆军实施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的未来需求被低估，未来决策者所掌握的选项将大量减少。对于支撑联合强行进入作战基础的联合使能力量（例如两栖运输、压制敌防空力量、扫雷以及战略和战役空运能力等）整体的细致分析规划，这种预期同样适用”。如果地面作战力量结构正如一些人预想的那样进行大幅裁减，美国未来夺取关键地区介入通道的企图可能只能依靠空中和海洋作战部队，但当到达这些地区后，其所能实现的目标将极其有限。简言之，美国可能会失去打赢“另一半战争”的能力。如果考虑到许多亲密盟友已经将其军事力量削减至不再能够独立执行强行进入作战，必须依靠美国提供此类能力的程度，美国保持强行进入作战部队的必要性则变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