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特种部队。在国防部的现役部队中，特种部队可能是仅有的几个将在2020年前扩编的单位。当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反恐作战和反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行动要求可能需要新型系统、更多人员和更大权限。因此，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军种机构以及下属部队可能会持续保持甚至扩大人员和先进装备的预算经费规模。特种部队可能还会保持当前态势，仅在部署位置上从当前的大中东地区向东亚和拉丁美洲转移。

　　（6）情报、太空和网络空间行动。“9•11”事件后情报事业经费大幅增加的趋势可能不会在2020年前继续保持。尤其是各机构之间的力量冗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开支节省措施的目标。被认为共同构成情报部门（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16个主要组织可能会解雇数千名2001年以来招募的新职员，压缩其预算从未得到真正控制的行动规模和机构数量。其目标是形成更加小型化、功能更加集中的情报组织，突出高技术手段的信号情报和高效的人力情报。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的无人机单位在数量和类型上还会持续增加，从而形成更加先进的监控和监视能力。太空和网络空间组织可能会向联合部队提供各类新型作战能力，但其也将面对相同的财政现实。因此，他们掌握的资源出会出现大幅增加或削减，在保持现有能力的同时将重点转移至利用不断发展演变的网络空间技术，从而形成更强作战能力。

　　（7）联合司令部。“联合部队-2020”可能会在数量精简的统一作战指挥机构下执行任务。国防部尤其可能会选择合并当前某些地理司令部从而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关键地区。此外，根据当前的联合作战概念文件，国防部可能还会采取一种功能化方式指挥全球联合作战行动。当前的建议预想将地理司令部的数量锐减到3个，并且完全采用跨机构结构取代其功能。

　　（8）其他可能变化。最后，联合部队可能还会面临其他不断增长的压力，如减少采办程序开支、大幅削减民事雇员数量、减少现役军事人员工资和福利以及改革当前医疗和退休制度从而进一步节省经费规模。尽管这些变化不会直接影响联合部队执行强行进入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它们是形成未来武装部队行动环境的部分因素。

　　尽管对上述变化的概述和分析完全基于猜想，但任何关注国家政治和财政局势的观察家可能将会承认上述观点全部或部分都明显有可能在从当前到2020年的时间区间内实现。如果美国决策者希望保持未来军事力量的战备水平，联合部队就必须缩小整体规模。事实上，当前战略文件称国防部将“抛弃以牺牲战备水平为代价保持当前部队结构的幻想，对于重要性在过去10年中未得到充分强调的地区，其将重建战备能力体系。”

　　这种类型的武装部队会帮助美国建立强大核威慑、在处理一场全球重大危机的同时在另一场危机中执行维持作战行动以及强化该地区内安全态势。在成功解决第一场危机后，国防部将重新分配作战资产满足优先级较低作战行动的需求。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还要维持全球恐怖主义打击力度，同时执行定期的维稳、维和行动以及人道主义或灾害救援任务——假设其不与任何一场主要危机同时发生。尽管与今天的联合部队相比规模将更加精简，通过采取更富有创造性的手段，改进组织结构实现更加高效的联合，这种军事力量依然能够执行当前的国家战略。然而在整体全球影响力削弱的条件下，美国可接受的战略风险的底线无疑将受到挑战。

　　如果这种预想成为现实，“联合部队-2020”规模将减小而且与1940年以来任何时期相比本土基地化的程度将更为显著。考虑到关于作战环境的力量投射条件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突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策略，美国部队实现高效力量投射的需求将比当前更加迫切。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应对威胁美国核心或重要利益危机的军事手段应该包括一种或多种在交通运输延长线末端实施联合强行进入作战的能力形式。事实上，根据作战环境的不同，强行进入作战可能是美国试图保护或推进其全球利益的唯一真正可行的手段。为了理解未来作战需求，我们有必要更加详细地讨论强行进行作战行动的战略条件，并通过若干假定的未来局势检验其对联合部队的真正需求。

　　第3章：强行进入作战行动的战略需求

　　“为了挫败敌人侵犯美国利益的行为，联合部队必须向国家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方式提供支持。而击败这种战略能力需要联合部队作战条令更好地整合横跨所有作战域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多域互补的力量投射能力、联合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维持全球公域的联合可信介入途径、确保网络空间不会受到挑战以及与敌作战并取胜的能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1：重新定义美国的军事领导力》

　　正如《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所指出的，未来联合部队需要能够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保持健壮力量投射、对抗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慑并击败挑衅行为、执行维持稳定、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援行动。所有这些类型军事行动的固有潜在需求都是执行强行进入作战并确保滩头阵地安全，为指挥本地军事行动、在必要时输入更多部队、加强并扩大对敌领土和资源的控制、以及在遥远距离上甚至可能更长时间范围内的保障作战行动创造空间。通过对关系美国战略利益地区可能爆发的冲突进行简要分析，我们会发现多种美国将在未来10年需要运用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的可能局势。本章对4种全部设定在2020年的可能局势进行概略描述，讨论与每种局势相关的强行进入作战需求。然而，为了正确引入这些局势，本章首先大致描述当前国防部内部及相关人士关于强行进入作战作为战略需求的思想发展演变过程。

　　在过去10年中，大量不同的组织和国防专家提出了关于军事力量对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的未来需求。2003年1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要求在国防部范围内检验评估联合部队的强行进入作战能力。作为这项任务的组成部分，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探索“联合海基概念”（Joint Seabasing concepts）以及相关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作战能力组合模式。在接下来的2年中，兰德公司对该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并提出若干包括海军航母打击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具体强化指标在内的能力扩展建议。

　　近期，包括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国防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等在内的很多重要智库集团都完成了关于未来联合部队预想的报告。其中涉及的建议存在一种显著的共性，即缺少对联合强行进入能力作战未来军事需求的严肃讨论。相反，许多组织都选择强调“介入”而非“进入”概念。例如，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近期发布的论文认为美国无法承受维持有效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的沉重压力，相反应该调整为确保“可信介入”的军事战略。在这种改进的战略指导下，美国军事力量应该通过被称为“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的方式保护美国利益。这种战略转变的主要目的是在避免使美国蒙受过多代价的情况下通过集中力量阻止美国利益的潜在侵犯者实现其目标，从而利用更加经济的手段保护美国利益。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五角大楼内外人士都做出重要贡献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基础上。然而，接受“空海一体战”概念所描述的可信介入战略意味着——至少间接地——美国将放弃强调对遥远地区敌对国家实施物理控制能力的突出作用，而聚焦主要寻求实现保持美国介入的“离岸战略”（offsetting strategies）。这种模式将带来严重战略风险，会轻易导致形成需要对敌人或其力量源头实施物理控制才能保护或推进美国重要利益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