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依然是未来冲突的主要推动力。正如多年前一位著名国际关系观察家所说：“民族之间在当前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部落、国家、民族和种族群体以及某些宗教教派的信众都在努力试图回答关于身份认同这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他们想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不是谁；他们想知道谁可以为伴——以及谁又将为敌。因此，文化和宗教分歧重新作为影响全球范围内国家结盟和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出现。正如过去数十年的国际事件明显反映的，与当前国际冲突相关的主要宗教和文化现象是伊斯兰军事组织的产生和扩展。

　　美国国家安全威胁表现出多种不同形式。尽管实力接近的竞争者将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但在下个10年任何大国都不可能公开寻求与美国爆发传统冲突。相反，未来敌人将运用适应性强的武装力量对抗美国利益，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挫败美国在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传统优势，突出强调综合利用旨在威慑美国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有效性同时制约美国建立前进军事存在或在指定作战地区行动能力的“反介入”战略；以及威胁战区交通运输线和阻碍作战行动的“区域拒止”战术手段。这些敌人还会通过成熟的信息作战行动和网络攻击挑战美国国家利益和政治意志，同时寻找机会对美国本土造成物理打击。全球多国在网络攻击能力、巡航导弹技术、远程防空系统和精确制导火炮和火箭炮技术等领域的军事投资提供了实现这种作战方式的有力证据。

　　未来冲突最有可能在由意识形态驱动，综合运用传统、非正规和犯罪手段的敌人之间爆发。这种混合型威胁具有高度适应性、全球连接性、网络化和隐藏在本地民众中的特点。他们掌握着类型广泛的新型技术，包括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还拥有各种新式武器，包括串联战斗部火箭推进榴弹和性能优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出现的同类武器的先进防空系统等。他们还将继续使用各种简易武器并且可能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干扰器、自制的无线电频谱武器以及初级机器人系统打击美国对技术的依赖。

　　然而，美国也不能忽视与危险常规对手——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战的可能性。数量不断增长的全球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与美国发生争执的机率呈增长趋势，存在与其或其代理人爆发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扩散出的作战理论和武器装备不断流入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以及诸如真主党（Hezbollah）等具有较高组织效率的非国家行为体，预示着类似于传统战争的冲突可能性持续存在，只是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局限性。在此类冲突中，敌人的威胁能力包括密集的间接火力、先进的无人机系统和反舰导弹、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顶部攻击弹药、第4代化学武器、先进空投弹药以及电磁武器等。敌人还将通过新型和改进的战术手段运用这些作战能力，从而在与美国及盟国军队对抗中占据优势。

　　这些作战模式清楚地显示陆地依然是未来武装冲突的主战场。由于美国掌握非常显著的空中和海上优势，敌人更有可能在其拥有完整有效能力的地面对美国利益发起挑战。与天空和海洋不同，美国技术和现代化军事装备未能在陆地威慑可能的战争，这使得2020年的敌人有机会规避美国许多强大的打击能力，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目的。通过制造可能导致严重伤亡、需要强大意志力才能解决的军事危机局势，地面作战还能够帮助他们测试美国的决心和威慑行动。

　　未来10年的军事行动将在陌生文化环境和本地民众中间执行。战斗将发生在城市环境和地形条件恶劣、部队进入困难以及法律体系缺失导致安全和统治力空虚的地区，冲突还有可能发生在战略咽喉地区或沿着关键海上交通线。为了在这种环境中取胜，美国军队必须部署到远离本土的地区，从前进基地和独立据点出发以不断增强的去中心化方式实施作战行动。军事行动的成功还需要在这些遥远地区长期运用一系列跨机构和非军事手段。此外，每次作战行动还必须在能够赋予本地事件全球影响力的正式和非正式媒体从不间断的监视下执行。

　　美国军事力量还必须保持执行世界范围内大量不同类型的稳定和维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及自然灾害救援行动独特能力。美国在印度尼西亚海啸、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巴基斯坦和海地地震中的救援行动只是近期发生的若干实例。作为国家或国际努力的组成部分，未来联合部队还有可能被要求执行此类任务。

　　在这种战略场景下，美国军事力量为能在未来持续发挥作用将承受巨大压力，需要运用与当前存在显著区别的作战方式。未来，美国利用军事力量施加影响和保护自身利益依靠其从本土向全球偏僻角落投射军队的能力。然而，美国军队还必须保护扩展的交通线、在强大敌人抵抗的条件下执行强行进入作战行动以及决定性地终结战争并且不需要完成长期占领或代价巨大的国家重建任务。在实力日益增强的竞争者试图挑战美国进入相关地区保护其核心利益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接受这种战略现实并制定相关对策。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在和平时期与伙伴和盟友国家加强合作，获取建立基地的许可和过境飞行权、训练盟友国家军事和安全部队并建立牢固伙伴关系，通过可靠的力量投射能力威慑可能产生的威胁，确保世界上遥远地区的安全。这还需要有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盟友愿意接手“脏活累活”，在冲突结束后维持符合美国利益的稳定局势。通过上述手段，美国军事力量就不会面临灵活性丧失和战略影响力下降的风险，在21世纪保持影响海外事件的能力并推进国家利益。

　　2.“反介入/区域拒止”

　　从美国及其盟友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以来，世界上的军事观察家都在思考在未来冲突中对抗美国的最佳方式，印度陆军准将V•K•奈尔（V. K. Nair）就是最早研究该问题的评论员之一。“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不久，奈尔就建议军事实力逊于美国的国家可以采用挑战美国进入世界各地区通路、威胁交通运输线、干扰基于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部署以及对部署过程中和已经完成部署的部队实施惩罚性打击的策略。奈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信息手段对抗实力更为强大军事组织的部署行动，切断对手进入前进作战基地以预先准备后勤物资的通路。他还建议军事实力处于劣势的国家应该发展多种类型的远程防空系统以及水面、水下和空射导弹，在超过舰载战斗机打击范围的距离上形成强大抵抗能力，从而限制敌在特定区域内的作战效能。这种作战方式的基本内容形成于20多年以前，其向军事实力不足的国家提供了消除规模更大、技术更加先进军事力量许多传统优势的手段，同时也会使任何忽视这种能力威胁的军队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