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应该继续采购足够的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以确保在任何强行进入作战局势下夺取制空权和具备高效打击能力。在上文预想的4种局势中，很明显关于伊朗和朝鲜的想定所需运用资源量最大。空军还必须确保掌握足够的航空监视资产，从而为战役指挥官和战术部队提供态势理解支持。为了运输和运用陆军空降兵部队，空军必须维持足够的战略空运能力以确保在一次作战行动中能够运输和空降一支整建制旅作战队，同时掌握剩余资产维持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空运需求。

　　无论在任何时间，海军都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保持“航母打击群1.0”作战能力，从而威慑潜在入侵者、确保关键战略地区介入通道、提供即时打击能力以及保证海上交通线安全。海军必须在其舰队序列中保持8个航母编队，而且为了满足未来作战环境需求，海军还应该在两个大洋内将这种作战能力升级至“航母打击群2.0”水平。一旦投入作战应用，海军部队必须迅速夺取制海权，同时具备按照需求在两个重大紧急事态地区重新分配作战资源的能力。此外，海军航空兵部队还要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展开紧密合作，为到达的进入部队提供空中拦截和近距空中火力支援。

　　最后，“联合部队-2020”还必须保持其特种作战能力，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执行战略突袭、直接行动、反恐和其他特殊任务。联合部队需要保留的关键力量结构包括陆军第75步兵团、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海军海豹突击队和其他致力于当前反恐事业的国家资产。正如本文想定所展现的，美国需要足够数量的特种部队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的地区执行多种类型持续的低烈度作战行动，而在更大规模作战行动需要时又能够集中足够数量的特种部队，如为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或阻止入侵而执行的进入作战行动等。

　　在军事力量规模缩小的过程中，任何关于保留力量结构的讨论都还必须考虑为达成这种目的而应该做出的必要舍弃。对于此问题，陆军可以将数个“斯特赖克”旅或步兵旅及其相关支援单位转为非现役部队。陆军还可以减小其预备役力量规模，目前这种方案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真正讨论。作为重塑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整体努力的一部分，空军可以相应缩小其核导弹和轰炸机部队规模。此外，将F-35项目规模减小一半以及削减空军联队的数量能够提供相当大一部分预算空间满足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展具备更强能力的作战进入部队的经费需求。在依然能够确保足够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海军也可以减少部分航空母舰及其相关航空兵联队数量。最后，联合司令部数量可以进行大幅压缩，从而节省数目可观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消耗。与建立诸如美国网络司令部等新型司令部不同，国防部应该削减联合司令部的数量同时坦率地承认过分投资战略情报组织的事实并进行重组。通过合并若干此类机构，国防部能够裁撤大量并不是必须的岗位，节省数量巨大的资源并使当前存在于华盛顿和全国各个地区的大量情报组织进入合理发展的轨道。理所当然地，任何关于此类力量结构调整代价的讨论都需要对影响和效果做出仔细分析，但是这些细节内容已经超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

　　第6章：结论

　　“你们会听闻或真或假的战争消息。但千万不要惊慌，因为这是末日来临前必然发生的事，只是还未到世界末日。那时民与民相斗，国与国战争。”

　　¬ ——《马太福音》

　　在未来10年中，作战环境的迅速变化将使美国面临多种项重大战略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要素就是向世界上重要的战略地区投送军事力量从而威慑或击败入侵行动。面对一系列新型威胁和作战手段，在全球力量收缩态势以及大量减少国防开支的压力下，美国军队必须大幅改进其高效执行强行进入作战行动的能力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本文为美国军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确保“联合部队-2020”维持成功实施强行进入作战行动能力提供了建议。这种能力最为关键的先决因素是在空中和海洋作战域相对能力日益强大的潜在对手占据优势。然而，美国军事力量不能在投入作战行动中途停顿下来，而是需要投入能够迅速部署的地面打击部队，其通过使作战力量进入与美国重要战略利益相关地区而在战略距离上对任何潜在威胁做出反应。在理想条件下，这些部队应该能够实现空中部署并且具备足够机动力和火力从而在到达遥远作战地区后与强大敌人作战并取胜。这些轻型装甲打击部队需要新型作战概念的指导，帮助其在作战运用过程中规避敌人优势并且提高跨域协同能力。理解新型作战技术将变得至关重要。由于这种原因，美国军事力量应该对于扩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进行投资，使其改进联合部队态势感知能力并发展运用联合火力支援地面部队夺取、保持和利用战场主动的新型方式。未来也将需要新型保障模式。相应地，美国军队应该发展海基后勤概念，使其超越或规避强大敌人的区域拒止战术。最后，美国军队必须在其现役力量结构中保持足够能够执行强行进入作战任务的部队，只有这样其才能在任何需要情况下运用训练有素和战备充分的部队加以应对。对于防区外武器系统或将精确作战作为未来战争主要方式的过分依赖不可能在混乱和暴力的世界充分保护和推进美国利益。

　　当政治家和国防官员考虑如何在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重塑军事力量时，他们应该得到在联合部队中维持健壮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的建议。如果这种能力缺失，美军在面对即将出现的危机或冲突时也许将不能向总统和国防部队提供风险级别可控的选项。正如陆军退役将军卡尔•斯廷纳近期所指出的：“无论局势如何，如果你没有强行进入某一地区并派出地面部队控制局势的能力，你将无法改变任何事。如果不具备高效的强行进入作战能力，美国军队就将变得无关紧要”。所有军种单位在强行进入作战行动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蕴藏在所有作战域内的能力不能整合成为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此类作战行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实现这种目标需要自上而下确保政治重点和资源得到正确设定和分配。美国军队还需要做出必要牺牲同时使这些重要能力风险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级别。

　　在其就任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之前不久，海军陆战队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曾表示：“当美国丧失强行进入他国领土能力时，我们在这个投降不会换来好结果的世界上拱手让出其影响力。”尽管这段评论中蕴藏的智慧不言喻，但强行进入作战问题在许多战略和政策领域讨论中并不经常出现。与对夺取、保持和利用战场主动权压制适应性强并且能力日渐强大敌人的问题进入批判性思考不同，一些分析人士很明显认为聚焦关注介入和“拒止威慑”的战略足以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保护国家安全和推进美国利益。缺乏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诱使某些人相信“把年青人送上战场”将永远不会再次发生。然而，美国的最后一场战争还没有出现；当军事冲突再次爆发——在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将需要对是否加入战争以及如何进行战争做出选择。在其对于朝鲜战争的经典描述中，T•R•菲润巴赫（T.R. Fehrenbach）强调美国对此次发生于上世纪中期冲突的准备极不充分。正如其所指出的，任何军事力量如果对于战争胜利需要的方式准备不足，其必将被更加强大、坚韧和诡诈的敌人所击败。对于菲润巴赫来说，战争的爆发是朝鲜战争带来的教训。如果确实如此，美国对于强行进入作战的教训是其必将再次爆发。